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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那张褪了色的文化墙打样,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,纸面上的墨痕比当年浅了几分,却还能看出当初刻在木版上的刀痕——那是最早的模样。
当年工作室挤在巷口的老民居里,三个人守着一台二手的喷绘机,第一单是给本地的老铺子做文化墙,连设计费都只够付半个月的房租,我们蹲在铺子里的水泥地上改了三晚的稿,直到老板说“这字看着就像我家传的老匾”。
后来磨手艺的日子里,有次为了让文化墙的木纹和墙身的旧漆完全贴合,改了七版打样,最后找长期磨合的代采做处理,货到付款的规矩是那时候定的,怕做坏了辜负人家的信任。
现在坐班的设计师有两百多位,每一张设计稿都要过三遍细节关,从字体的弧度到色块的比例,没人敢随便糊弄。
这些年下来,累计服务的客户早就超过七千家,大多是回头客,说我们做的文化墙,拿在手上的质感不一样。
上个月的某个深夜,巷口的工作室还亮着灯,有人在改一张文化墙的边角线,屏幕上的尺寸框比昨天又挪了两毫米——我们还在好好做。